近来专注于为中国传媒把脉，竟然想起中国传媒管理九大弊端，权且列将出来，与各位共勉。
第一种，市场盲目症。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WTO走近我们身边，传媒领域也依稀看到了开放的曙光。然而，很多决策者在自己还没有充分理解传媒究竟是什么、究竟该如何给自己定位的时候，就一哄而上，抢读者，拉广告，“不求结果，重在参与”，到处跑马圈地，不亦乐乎，而这种市场盲目症尤其表现在财经领域。其结果，就像一只肚大口小的瓶子，大家都急着往瓶口上挤，结果要么是把瓶口挤破，要么是挤不进去，自己跌下来摔得七荤八素。
第二种，传媒短视症。有些传媒只重当前效益，没有长远打算，面对中国硕大的广告市场、各种各样的读者群，只想着把手边的广告卖出去，身边的读者拉进来。于是，各种促销、配送手段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甚至奇招险招自杀招迭出，其结果是，自己既不能为广告主和读者提供良好的信息与服务，又浪费了许多读者与广告资源，让读者与企业叫苦不迭，严重损害了传媒在广大读者与企业中的信誉。
第三种，人才奇缺症。正如笔者在《中国传媒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一文中所谈那样，很多传媒老总与管理者总是对自己的稿件与广告效益不满意，总是在抱怨自己内部缺乏人才，往往想着如何从外部多挖些人才，多一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现成的人才资源，而自己从没想过从自己内部挖掘潜力、培养人才。殊不知，虽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不用说“勇夫”们来之前先要观望一番，即便这些“勇夫”们来了你能不能留住？说不定屁股坐热就抬脚走人了。而如果传媒能建立一套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不仅能吸引外部人才加盟，还能激发起内部人才的积极性，使传媒内部人员不断自我提升，产生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第四种，两条腿理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是这类传媒管理者最经典的一句话。在这些管理者看来，传媒业就和卖萝卜青菜一样，是谁都能做的事情，似乎随便从街上拉来一个人都能做传媒，都可以跑广告。他们对待传媒从业人员，不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是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在这类管理者看来，对每个人都只要付出最少，然后从每个人身上榨取最多，这才是他们的利润空间。而实际上，笔者与一些管理界人士也曾经讨论过此类话题，结果是，不断培养人才要比充分利用内部人才花费更多的成本。我们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分为不做、做和做好三种处理方式。既然我们决定做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花费最低的成本，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好呢？
第五种，空间压抑症。传媒人普遍缺乏上升空间。不少传媒人都是大学甫一毕业，便走上了传媒业岗位，而这些传媒人在媒体往往备受压抑（采、编人员所受压抑最为严重），一方面婆婆太多，发一篇稿子要看不知多少脸色，稿子稍有个性便有被枪毙的危险，往往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做了也见不到结果；另一方面，不少传媒人对自己未来的出路一片茫然，评职称升职位往往要论资排辈，论经济收入又远远不如工商企业，而即使是那些在传媒圈内呼风唤雨的总编副总编，说到底往往也不过是高级白领，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传媒人异常压抑的感觉，很多人不得不中途“出家”，下海经商或创业。
第六种，政治统帅症。数十年来，中国传媒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叫“政治家办报”。我们不能不谈政治在新闻中的导向性作用，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就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但是，如果一味地突出“政治”，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极左的思想在左右着传媒行业的发展。纵观中外新闻发展史，真正能长期生存下去的媒体不是那些被强化后的政治工具，而是传媒人有独立的政治观点，不受一党一国一机关之限制，突出的是“文人论政”、“文人参政”的功能，而在媒体运营上，也断然不是采取强制性或指导性发行的“乱摊派”或变相的强制订阅，而是充分走市场路线，独立经营。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香港的《大公报》，还是在民国期间风云一时的《京报》，还是英国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莫不如此。
第七种，胆小怕事症。几十年来，中国传媒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婆婆奇多。不但有新闻管理部门管着，还有宣传部门管着，更有无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的三婆婆四婆婆五婆婆名誉婆婆管着，这就使得中国传媒有话不敢说，有文不敢发，说了的话，发了的文，一旦不被某些领导所接受，媒体马上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就地正法”——“撤职查办”，甚至报刊停办。但实际上，这种做与党的“三公”（公平、公正、公开）方针是相背离的。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对社会各阶层都坦诚相待，人民群众也需要了解党和政府办事过程、办事效率透明化，为什么部分领导、部分机关的某些事就非要藏着掖着，不敢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呢？
第八种，传媒腐败。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一个人的付出往往要与他的获得大致相当才可能达到心理与生理的平衡。传媒人在组织内部能量得不到发挥，价值得不到体现，他就会到外面寻找机会来补偿自己的价值，来获取自己应当获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传媒红包、有偿新闻与收贿受贿也就在所难免。而中国传媒几十年来的不良氛围，又使得中国传媒人缺乏个人品牌，或者即使有了个人品牌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价值体现，这就自然扭曲了传媒人的价值观与品牌观，当然就不如来些现成的实惠。
第九种，管理者本身缺乏管理。上述种种弊端，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传媒管理者本身缺乏管理。由于几十年来，中国传媒行业的领导者多从行政岗位上“转业”而来，以至于讲话官里官气，办事油里油气，表面上看起来文里文气，实质上却是缺乏底气，最要命的则是对管理十分外气。他们讲话办事处处小心，只怕一句话说错丢了乌纱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业绩可以没有，政治不能出错。到最后，其所在的单位可能倒闭，人生仕途则步步高升。让这些人去领导传媒，传媒人如何有得饭吃？近年来随着报业改革的逐步深入，虽则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变，但高素质的传媒管理者甚为鲜见，尤其是不少管理者市场意识十分淡薄，如此下去，传媒人何时才有出头之日，中国传媒业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依笔者看来，要改变这九大弊端也并不难：
第一，是要把以往的政治性干预变成政治性指导，把强制性变成导向性，这样虽然中国传媒仍然离不了政治，但这种政治是老百姓眼中的政治，是真正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只有把政治导向与中国传媒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中国传媒几十年来发展的怪圈，走上中国传媒现代化之路。
第二，管理者要具有强烈的市场观念。21世纪的中国传媒，所处的是管理的年代，是经营的年代。每一个传媒个体，不仅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还要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果管理者意识不到这一点，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就会使传媒个体走向发展的泥淖，最终淹没于市场之中。
第三，管理者要加强对自身的管理。管理者往往是某一个传媒个体的形象代表，是其企业文化的核心，管理者身上散射出来的思想意识、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工作作风等等，无一不打着传媒个体企业文化的烙印。管理者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升，才能带领一个传媒团队不断前进，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开拓创新，打造成自己的传媒品牌。
第四，要善于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当今时代，已经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单靠个人的打拼往往很难取得一个或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只有打造一支优秀的核心团队，靠集体的智慧与力量才可能取得巨大的胜利。要打造这支优秀的团队，管理者就必须关心每一个团队成员，创造一种学习的气氛，给每个团队成员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不断指导、帮助每一个团队成员成长与发展，“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也只有在良好的氛围中，传媒人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五，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以人为本，制度严明，多奖少罚，不仅让每个团队成员付出的心血得到尊重，还要让付出心血的每个团队成员有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收获，让每个团队成员都感到自己的价值得以实现，让每个人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乃至于最终也能有自己的创业机会。能有如此良好的氛围，传媒人自己就会廉洁自律，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修养，逐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中国传媒管理问题，其实质就是一个观念问题，一旦管理者与决策者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中国传媒业的良好发展必指日可待。